奈特的《风险、不确定性与利润》是经典名著，但过去总是读不进去。最近对这本书换了一个角度，从熊彼特区分资本家与企业家的角度再读，忽然明白了奈特非要人为区分风险、不确定性的意图所在，不禁拍案叫绝。可以说，这本书点出了当代普通中国人不学、不考，但最需要得到的一个见识。前四十年的中国人，生活在一个零利润的世界，后四十年的中国人将生活在一个正利润的世界，这本书告诉人们，从老一辈的活法转向下一代的活法，最关键的观念转变应爆发在哪里。
让《风险、不确定性与利润》这本书的思路瞬间变清晰的窍门在于，换成熊彼特术语，拿风险对应资本家，不确定性对应企业家。熊彼特认为，企业家因为创新，所以利润应归于他；而资本家不创新（不创造新价值），所以利润不应归于他。奈特的思路是类似的：企业家因为化解不确定性，因此利润归属于他；资本家因为不化解不确定性，因此利润没他的份。
一、以通识打通奈特与熊彼特的思想
接下来要进一步找上述答案中“所以然”的开窍之点。风险和不确定性，一个被当作可度量的不确定性，一个被当作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（第172页）。为什么仅仅是可不可以度量这么点差别，就产生这么大的经济上的不同呢？
为了理解奈特这一思路，并把它与熊彼特的思路相打通，首先需要有一点经济学之外的通识作为知识基础。
从通识来说，所有事物可以分心物两个方面。心是指自由选择、不确定性、非决定论的方式（在精神上表现为自由意志，在物质上表现为不确定性），物是指理性、风险、决定论的方式（在精神上表现为理性，在物质上表现为确定性）。通俗讲，心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，物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。世界只有文理兼修，才能打通。
凡事都可以区分心物，经济也不例外，也可以分为心物，风险（可度量的不确定性）对应的是物，不确定性（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）对应的是心。物质投入（循环流转）对应的是物，创新对应的是心。与熊彼特思路对上的那个点在于，两人都认为利润来自企业家（熊彼特径直称为企业家精神），不约而同认为，资本家只配得到零利润。这就点出了前四十年传统中国制造，与后四十年新兴中国创造的区别要点上来。
二、为什么利润应归给企业家而非资本家？
为什么以物（物质资本投入）为驱动力，得不到利润，以心（企业家精神）为驱动力，可以得到利润？在励志故事中，我们可以从乔布斯身上看出端倪。但要真正搞明白，还是要了解创新逻辑的来龙去脉。
熊彼特与奈特都当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，不过熊彼特思想的穿透力更强一点。熊彼特把经济行为区分为不创造新价值与创造新价值两类，资本家代表的是前一类行为，叫物质的“循环流转”，企业家代表的是后一类行为，叫创新。经过新熊彼特学派（如阿吉翁）加以数学化，辨析出，前者的供求均衡点在P=MC（新古典理论的零利润点）；后者的供求均衡点在P=AC（张伯仑理论的正经济利润点）。AC-MC（平均成本减边际成本）这个差价，被熊彼特称为“剩余”，就是正经济利润（有人称为租金）。它的来源是差异化行为，在此就是创新行为。传统中国制造之所以在基本面上无法得到利润，就是因为行为与差异化的方向相反。中国创造需要反其道行之。
三、奈特谈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背后所指
奈特的长处在于对信息的体悟上。信息经济学所说信息对称不对称问题，其实是次一级的问题，更深层的一级问题是，整个经济的信息本质，到底是确定性的，还是不确定性的。奈特从信息角度（而非信息技术这个次一级角度），把经济分类为风险与不确定性两类，或者叫可度量的不确定性与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两类。前者对应的是“事先可以合理预见的变化”，后者对应的是“事先不可合理预见的变化”（第25页）。
其实，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这种内涵，只是奈特个人约定，把两个词倒过来用，也无不可。关键是理解它们背后所指。我们一层层解析这种约定背后的所指。
第一层意思，风险、不确定性针对的是同质性、异质性的分别。从概率角度讲，所谓可度量的是同质之量，不可度量的是异质之量。奈特认为风险可度量，前提是风险可以分类，而分类的前提是存在同质性；而不确定性不可度量，是因为它不存在同质性，无类可分，“对事例进行任何分类的可靠基础都不存在”（第165页）。
奈特在书中大量举保险的例子说明风险的可度量性，就在于其中的同质性的强弱决定可度量性的难易。人寿保险好做，是因为有科学的病理分析帮助把人体情况进行同类情况的分类评估。而自然灾害保险每一种情况都不同，难以分类合并同类。实际上资本家面对的风险，与保险的类型是相同的，都可以在同质性假定这个大原则下找到规律，并用契约固定下来，变成自动化的（因此熊彼特说是循环流转）。
第二层意思，风险、不确定性针对的是人的能动性（自由）与物性（理性）的分别。
奈特认为，不确定性是与conative联系在一起的（第178页）。Conative是布伦塔诺提出的概念，在医学上译为意动，在哲学上译为意向性。它是指人的能动性。人具有复杂适应与复杂创造的能动性（生生之道），其中创新就是人的能动行为。情感也具有意向性。奈特称为意向情感（conative feeling）。意志（意愿）、意向、创新、体验、情感，这些都属于conative范畴内的东西；而理性就不在其中，几近conative的反义词。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具有不确定性，如果用今天时髦概念来说，风险相当于结构化数据，而不确定性相当于非结构化数据。前者的不确定性是由非能动因素（决定论因素）造成，因此是由理性的因果逻辑化解；后者的不确定性，是由能动因素（非决定论因素）造成，因此在理性层面是不可解的，只能通过相关技术（如大数据、人工智能）来化解。
第三层意思，风险、不确定性针对的是创新（企业家）与资本（资本家）的分别。
归根到底，奈特说的还是，利润的本质，不在于理性（资本家），而在于自由（企业家）。这颠覆了传统中国制造的逻辑基础。原来，利润不是比谁更能运用资本节省同质成本，而是比谁更能运用智慧化解不同挑战（在其中创造新价值）。对资本家来说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，与保险业面对的风险一样，都可以通过理性，收敛于一个同质化的最优点（平均成本最低点与边际成本的交点），将来用资本家机器人也可以找到这个最优点，根本不用人亲自上场。但这一点是没有经济利润可言的。经济活动是人之为人的活动，企业家代表的是人的生生之德，是生命不同于机器的特征所在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，一方面是由创新带来，一方面是由体验带来的。利润是对这种人性（人不同于机器之独特性）的实现的回报。
用奈特自己的话来说：“在经济学中，不确定性问题的根源是经济过程本身的未来性”（按：相当于量子性）。“第一，从一开始就必须估计生产经营的目的”；“第二，商品要满足的是未来需求”。（第175页）。第一说的相当于创客，人人都是企业家，都要创造不确定的新价值；第二说的相当于体验用户，人人都要自我实现，都要满足不确定的新价值。
奈特马上指出，这样做的新逻辑必然是：“我们也不应该祈求我们的行为都是完全理性的。”